Contributed by Anders Karlsson

Release Found: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In a system with a ICH7 chipset and a IDE HDD and/or a CD/DVD attached to the system, very slow I/O performance may be observed under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The reason for the potential problem is that when two drivers share hardware, one loses DMA capability. If the hardware and BIOS permits, one can switch from combined or legacy mode to native, AHCI or RAID mode.

To verify HDD performance,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 hdparm -t /dev/hda

For the cases where the BIOS does not allow switching to native, AHCI or RAID mode, append

combined_mode=libata

or

combined_mode=ide

to the kernel command line options, as this will work around the problem. Best option is to boot the system, interrupt grub and edit the entries to add the above line on a temporary basis while testing it. If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from testing, edit /boot/grub/grub.conf and add the option in perman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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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孙大午选做了2003年的企业史人物，写的时候一直想到的是之前温州的“郑氏之死”以及不久前的浙江吴英案。这些故事看上去都很复杂且因素错综，其实潜伏着的都是一条很强硬的历史脉络。摸到它的时候，心里很无奈。

大午集资

当孙大午已经成为千万富翁之后，有一次，他带着一群客人在企业园区里参观，不远处，一个衣衫俭朴的老人很吃力地背着一个大竹箩在捡废旧垃圾，而在一间简易平房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烧着拣来的柴火，在一口大铁锅里做着农家饭。孙大午不动声色地介绍说，“他们是我的爹和娘”，闻者均大惊失色。这是一个很另类的企业家。2003年，他因非法集资被捕，引起舆论很大的讨论，是为轰动一时的“孙大午事件”。
孙大午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这是一个为人所知甚少的偏僻县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个小县城因首先在全国刮起“浮夸风”而闻名一时。孙的家庭极为贫贱，父母以捡破烂为生，他小时候上学买不起学习用品，父亲在茅厕里捡来别人用过的厕纸，裁下干净的边角做成练习簿，供他练字。孙大午16岁参军，复员后干过县农行的人事股股长。1985年开始，孙大午的妻子承包了老家村西北边的一片坟地，开始尝试养殖业，三年后他辞职下海，逐渐从养殖发展到开饲料厂，到2000年前后，大午农牧集团已经拥有16个厂和一所学校，其最辉煌时候年产值过亿。
自幼贫寒的孙大午对贫穷人有天然的感情，他是一个坚定的“人民公社”信仰者。他所创办的大午集团与其说是一个企业，倒不如说是一个“乌托邦”的试验区，这里有工厂、公园、学校、医院，承载着1600名职工的全部生活。他将这种模式称为“互为劳动”：饲料可以养鸡，鸡粪、猪粪又可以制造沼气，沼气可以用来孵化；工人可以带动商店、饭店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医院、学校不但满足了工人和附近村民的需求，同时还创造了新的劳动空间。在大午医院里，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就能享受合作医疗，做一次包括B超、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只要10元钱。孙大午在大午集团的门口贴了一副自拟的对联：“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从这些实践中，可以非常生动看到当年人民公社的某种影子。身为千万富翁，孙大午自己也过着犬儒主义者式的生活，他没有专车，甚至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住在矮小的平房内，他的父母依旧靠拣破烂为生。他在日常生活中很“抠门”，人称“孙大抠”。
孙大午办企业，最头痛的事情是无处贷款。尽管他曾在银行工作过，但是，求贷仍然很难，他后来透露说：“好企业根本贷不出款来，怎么贷呢？大约是10%-15%的回扣”。一脑门子理想主义的孙大午也曾经为了贷款弯过一次腰，有一年，大午集团要投资一千亩的葡萄园，需要贷款600万。当时，有人即劝孙大午走走后门，孙大午被说服了，给当地信用社的领导送去了1万元，但是，1万元没办成事，孙很气愤，非要将这1万块要回来，最后要回了6000元。从此之后，孙与当地信用社彻底绝缘。为了自救，从1995年开始，孙大午想到了从亲戚那里筹钱，由大午集团出据借据，承诺给以一定的利息。这种模式后来拷贝给了大午的员工，在大午1300名员工中，共有900余名把钱借给--或者说存给了大午集团，这些员工的亲戚又带来了1000家储户，然后户户相传，储户逐渐扩大到了附近的几个村庄，最终逐渐形成了4600户的规模。
孙大午给这种融资模式起了个新名字，叫做“金融互助社”。有媒体记者描述互助社的运作情况是这样的：大午集团设有专门的业务人员，他们在附近的村庄销售大午公司的产品，同时兼着“吸储”任务，哪家有钱要存了，可以直接找到他们。当地政府因此质疑这些人为大午集团设置了10余个“吸储点”。大午集团留给储户的凭证是统一的借据，存款分为两类，活期的没有利息，定期的给予3.3%的年利息，不扣除利息税，这近乎相当于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2倍。而且不论存钱的多少都接受，最多的一单项存款达到了40余万元，最少的不到千元。在大午集团所在的郎五庄，几乎家家都把钱存在了大午集团，这些钱可以随时取出来，有的人家半夜生病急需用钱都可以在半夜取得到。从1996年到2003年的8年中，储户和大午集团没有发生过信用纠纷。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一个需要交代的全国性背景是，2000年之后，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一向被认为运营成本甚高、盈利性较差的乡镇市场被大面积地放弃，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承担着扶贫贷款和小额担保贷款等服务业务，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然而，随着银行分理点的收缩，广大乡村成了金融的盲点。2002年3月，新华社在一篇题为《商业银行丢掉穷包袱》的报道中透露，从1999年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的机构撤并工作，共撤并了三万多家网点和分支机构。退出欠发达地区，集中优势资源进占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成为四大银行整合资源的一致行动。中央金融工委研究室研究员钱小安博士的观点认为，四大银行撤并机构的举措符合银行改革方向，符合效率原则，有利于金融服务的集中化。在孙大午被捕的2003年，全国非国有企业体系--包括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只占银行全部贷款的14.4%；中小企业股票、公司债券发行等直接融资只占全部直接融资的1.3%；全国300多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仅占10%；融资渠道窄、贷款困难已严重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性的“地下钱庄”再度复活，孙大午事件正凸现出了现实的严酷与尴尬。
关于民间融资的合法性争议，从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地下钱庄”开始就一直争议不休，到孙大午案仍然是众说纷纾有律师认为，“大午集团的集资没有非法占有、没有挥霍浪费，而是主要把钱用去建设了大午中学，造福乡里；加上这种借款行为是限于与公司有相互信赖关系的工人和乡亲，具有特定的范围，而不是不特定的一般社会大众。因此，应该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而清华大学研究商法的施天涛教授则认定，孙大午的这种行为“应该属于违法”，因为“不论是否造成什么危害，这都是不可以做的事情”。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为孙大午案四处奔波，他将之称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他撰文说，孙大午表面上违反了我国金融管制的规定，但实际上，非但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倒是有许多人得益，这样的社会行为如果算是犯罪，就要质疑制度本身是不是值得修订的必要。
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孙大午案成为2003年度最轰动的商业事件之一。11月，在被羁押近半年后，徐水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名成立，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释放当日，中央电视台派记者前往跟踪采访，在家门口，85岁的老娘抱着49岁的儿子老泪纵横，孙大午笑言安慰。转身，有部下告知，入狱期间，他收养的两个孤儿，因交不起学费差点被赶出校园，闻听这事，孙顿时眼圈一红，对着电视镜头，掏纸抹泪。